刚从国外回来，“拿来”之情也正浓。刚刚拿到未来学家弗兰克（F．Frank）的《未来的商机》；《数字化犯罪》和《网络的智慧》的版权也已经在囊中了；当然，更让人兴奋的是剑桥大学出版社的“剑桥学术精选”，其中的许多书目确实很好，像《音乐的哲学》、《超越智商》、《流行文化的品位》等。回来之后的心情也很好，案头上放着刚刚出版的《陈原语言学论著》三卷，淡雅的装帧颇有“商务的风格”。陈原先生还来到沈阳，为爱书人俱乐部作了演讲“人·语言·生活和我”。演讲是精彩的，可以容纳二百多人的大厅座无虚席，过道上都站满了人；陈原老以80岁高龄，站着讲了两个多小时，妙语频频，应对机敏，让后学们大大地倾倒了一回。
此后，倒一倒时差，静一静心情。旋即读到友人的一篇文章，叫《高高的“桅杆”》，他是在读过《丹尼·狄德罗的〈百科全书〉》一书后有感而发的。狄德罗的《百科全书》全称《百科全书，或科学、艺术和手工艺分类字典》，是18世纪的法文百科全书。狄德罗主编了28卷，最终出版了166卷，增订版命名为《有条理的，或按主题排列的百科全书》。1967年美国人坚吉尔（S．J．Gendzier）从狄德罗的28卷中选62个辞目英译，梁从诫再中译云云。我的这位朋友读此书后感慨不已，称道狄德罗的《百科全书》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整合，它恰如一艘时代的精神巨轮；而读坚吉尔的辑本又如未见“老战舰”的船体，但见那高高的桅杆。继而，他为中国皇帝的“盛世修书”而叹，为中国的“六艺视野”而叹，为王云五筹划“中国百科”未成而叹，为王云五主持“万有文库”急功近利仅出了两批且有三点不及狄德罗而叹，最后为辽宁教育出版社再编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而三叹：一叹偏重商业、口袋无底，二叹传统、近世和外国三个书系的口袋长短不一、不易摆平，三叹选书向度太多，足以歧路亡羊。总之，造大船、文化整合，缺少“高高的桅杆”。
读罢此文，我不禁以手加额，叹其内行看出了门道，处处抚我痛痒。一时间追今抚昔、颠三倒四，竟也有了三五个“惭愧”供我慨叹。首先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起步时的“立意”确实有些低小，一是辽宁教育出版社多年经营教材，可供书目太少，我只是想充实一下“书目”；二是“以学生书养某某书”似乎不是一件道德的做法，而且也养出了许多异化的书，我只是不想再这样“养”下去，学一学那些真正意义上的新老出版家（或商）；三是教材经营风雨飘摇，时收时砍，做大不闻赞扬，做小不见同情，我只是想在“后教材时代”到来之前，做一点思想操练、攒一些精神盘缠。正是基于这样一些狭小、实用的想法，才做起了“万有文库”、“书趣文丛”之类的书。后来经名人点拨、方家操作，规模竟越发大了起来，首批“万有文库”一万套600多万码洋，一年就销出了八成，尤其邮购最旺，像《梦溪笔谈》都能邮购近千册。二批80多种新书也已经上市，又是一万套；三批“模拟书目”已经公布，约100多种；后面待选的书还有一大堆，看来“新的”不会像“老的”那样“二世而亡”了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心里清楚，我们追寻的是英国企鹅丛书式的理念，而不是法国狄德罗《百科全书》式的整合。如果两者有可比性且有高低之分的话，那我只好“惭愧”了。惭愧之余也有几分侥幸，去年果然不让我们经营教材了，多亏有“万有文库”之类的书为我们撑了一点规模。听起来我们似乎有些太实用、太重利，但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法国人浪漫的“诗性心肠”自有它存在的合理性，当狄德罗为他的《百科全书》分文不名的时候，总还有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出面赐予他终身年薪。我们呢？
第二个“惭愧”是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题目，“万有”一词受到“口袋论”的批评，说它主旨模糊，造成“外延无边、口袋无底”。此话又是一语中的。惭愧的是，我们如此命题不是操作失误，而是一次认真的选择，或者说我们清醒地选择了一次反秩序、反常规的“文化自救”；意在渴求一种新的生存方式。应当指出，这种选择既有无奈的因素，也是有的放矢。所谓“无奈”，是因为我们在宏大的人类文化面前，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，理想化的文化整合是一项何等艰巨的工作？它需要何等伟大的人物来高屋建瓴？我们哪有这样的胆识？所谓“有的放矢”，是因为眼下大工程太多，大英雄太多，大学问太多，他们忧国忧民充满了使命感，他们努力建立新秩序提出新教导，他们举着火把和大旗什么的指挥人们“跨世纪”。面对这激动人心的场面，我们也激动，还有些匹夫有责，所以才积极行动起来，力所能及地做一些“补遗”的工作。于是有了“反衬”的念头，即以形式上的“无序”来反衬那些伟大的有序，以求与他们“对立统一”；也想在无边的“有序”追求中，辟出一片“无序”的新绿，以求与那些貌似有序的炒作与夹带相映成趣。其实无序、无边、无底也自有它存在的妙处，它可以使“编书”成为自由快乐的生活方式，使作者和编者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挥，使作者、编者与读者之间达成轻松的沟通与“互爱”。当然选择什么形式无关紧要，关键是“人”的选择。无序的自由并不一定会泯灭一个人“文以载道”的志向，反而可能激发出一种忘我的精神状态；而立意宏大的理想追求如果把握不好更容易大而无当，即使大而有当也需要时代的铺垫，况且在寻求极致与完美的过程中更易跌入无序、无边、无底的深渊。所以说，有与无是相对的，它们随着时空的量变而质变，它们不是确定一件事情“崇高”与否的决定因素。
第三个“惭愧”是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传统、近世和外国三个文化书系长短不齐的问题，其实如此划定书系是我们最无奈的选择了。我们何尝不想用五千年的漫长摆平他三百年的暴发？我们怎样看待四大发明、百年商务和五百年牛津？我们能否运用“田忌赛马”的规则，以五十年的辉煌比掉中世纪的黑暗、以儒家的丰富比掉当代西方的苍白、然后再“独孤求败”却“东方不败”？文化真是一个复杂的东西，不是“斩不断，理还乱”，而是一斩就断，一理就不乱。像顾颉刚不是怀疑“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”？胡适的“截断众流”的哲学史不也是斩掉一些、留下一些，于是历史就不乱了？当然就有了顾颉刚的《古史辨》、葛兆光的《中国思想史》、“断代工程”云云，当然西方也有福柯的《颠狂的历史》。总之，乱与治、整齐与不整齐都是相对的、客观的存在，切不可强行剪裁。不然为什么还要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”或“乱了敌人，锻炼了人民”？为什么还要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？所以说“齐、不齐”仍然不是一个衡量是非的标准。尤其是有一个概念不可搞混，即“万有”决不同于“百科”！我们拿来的体系只是说其中“有东西”，说它存在，或者用脉望的话说“它只是一个菜篮子工程”，添菜与夹菜，强调在某基本原则之下，以“随意”二字最为要紧。我们哪敢妄称为“科”呢？像数学、物理学、地理学那样？
拉拉杂杂，净说些泄气的话，让人失望。没有办法。我实在敬佩一艘艘大船造成，一个个桅杆树起，一位位船长指挥若定，我们却只会柴米油盐酱醋茶。惭愧，真是惭愧，让我们瞄着那高高的桅杆迎头赶上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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